毛澤東同志指出，整個經濟工作中，綜合平衡是個根本問題。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主要特點是計劃性。列寧指出，“經常地、自覺地保持平衡，實際上就是計劃性。”綜合平衡工作的好壞，關系到有計劃、按比例地高速度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規(guī)律能否得到反映，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能否得到發(fā)揮。
不是任何一種簡單保持經濟平衡的比例關系都能高速度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需要找出發(fā)展國民經濟的最優(yōu)比例關系，它能夠以最少的投資獲得最大的經濟效果，它能夠充分利用現有的經濟條件，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需要。社會需要和經濟條件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最優(yōu)比例關系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綜合平衡工作既要適應于現實，又要有科學預見。當前計劃和長遠規(guī)劃要結合好，沒有對現實情況的透徹了解，或者沒有遠見，都搞不好綜合平衡。
由于林彪、“四人幫”的長期破壞，國民經濟瀕于崩潰，生產在很大程度上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那個時候，根本談不上什么綜合平衡。粉碎“四人幫”以來，國民經濟恢復和發(fā)展的步子快了，形勢愈來愈好，但是，一些重大比例失調的狀況還沒有改變過來。既然有比例失調，就需要進行調整。不經過認真的調整，國民經濟大發(fā)展的基礎就不穩(wěn)固，條件就不充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調整經濟搞好綜合平衡的條件。但是，還有一方面的問題沒有解決，即林彪、“四人幫”長期搞思想禁錮，在經濟工作包括綜合平衡工作中設立許多“禁區(qū)”，搞得人們頭腦僵化，不敢想，不敢說。要搞好綜合平衡工作，迫切需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大膽解放思想，沖破“禁區(qū)”，敢于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總結三十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敢于打開眼界，借鑒世界各國發(fā)展經濟的經驗；敢于面對現實，揭露矛盾，研究問題。黨的三中全會指出，要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并對盡快把農業(yè)搞上去等問題，指出了方向，提出了措施。現在就是要把三中全會解放思想、發(fā)揚民主、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好風氣，擴大到經濟工作的一切領域中來，搞好綜合平衡。
在計劃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是否可以只注意防止右傾保守的傾向，不注意防止急躁冒進的傾向？這里首先要說明，經濟指標的高低，建設規(guī)模的大小，等等，一般地說，是認識問題、工作問題。通過調查研究和周密計算，拿出科學根據，是可以糾正一些認識上或工作上的偏向或錯誤的，不應當把經濟工作中的不同見解輕率上綱，搞成路線斗爭，搞成政治運動。從五十年代后期起，在經濟工作領域中只批右傾保守，不批急躁冒進。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又把困難時期黨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正確方針誣蔑為“下馬風”，并且制造了“上馬是方法問題，下馬是路線問題”的謬論，造成了一種只怕保守、不怕冒進的“左”比右好的“恐右病”。直到現在，這種“恐右病”還在影響一些問題的徹底解決。例如高指標繼續(xù)出現。而只要存在著高指標，大話、空話、假話就少不了。常常是說假話的人得了虛名，而國家和人民蒙受實禍。有的指標不產生于調查研究和計算之后，而是頭腦發(fā)熱輕率決定的。基本建設規(guī)模過大，超過了物力、財力的可能，建設周期愈來愈長，投資效果愈來愈差。很多項目沒有進行建設的前期準備工作，就匆促上馬，而且往往不是從實際條件出發(fā)，從經濟效益上研究確定最優(yōu)建設方案，而是盲目求大，盲目求快，不計工本，搞人海戰(zhàn)術，以致浪費驚人。還有只算所謂“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等等。對這些問題，不少做經濟工作的同志有意見不敢說，有時明知不可能，但怕被扣上“吹冷風”、“右傾機會主義”等帽子，不敢表示不同見解。
從三十年以來經濟工作的實踐看，我們吃冒進的虧比吃保守的虧要大得多。一九五六年有過一次所謂“馬鞍形”，實際上并未影響大局穩(wěn)定，從經濟生活中感覺不到它的不良影響。但是，從批判那次“馬鞍形”之后，經濟發(fā)展上出現了大起大落。這個經驗教訓，要很好總結記取。
有一種說法是：反保守是支持群眾的積極性，反冒進是打擊群眾的積極性，是“潑冷水”。這是沒有根據的。群眾站在生產第一線，最講究實事求是，反對形式主義。急躁冒進和右傾保守同樣挫傷群眾積極性，破壞綜合平衡，造成比例失調，損害群眾的根本利益，如不注意糾正，會更嚴重地長期地挫傷群眾的積極性。計劃留有缺口，是否能夠促進人們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經過努力實現“積極平衡”呢？我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計劃留有缺口，就會助長盲目性，采購人員滿天飛，每個單位都力求有備無患、備而不用，寧肯庫存積壓，上級也調撥不動，人為地加劇物資緊張，結果造成以物易物、非法貿易風行。人們的盲目性導致無政府狀態(tài)，沖擊國家計劃，這樣只能擴大經濟不平衡，造成比例失調，哪里還能有什么“積極平衡”？留有缺口的計劃從來都是不可靠的計劃，連完成計劃的必要物資保證都不具備，這樣的計劃有什么實際意義呢？
能否以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作借口，為計劃留有缺口進行辯護？不能。正是由于經濟發(fā)展進程中會出現不平衡狀況，我們才需要認真地經常地做好綜合平衡工作，否則，就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協(xié)調發(fā)展，就不會有高速度。在安排計劃的時候，不僅不應留有缺口，而且要留有余地。馬克思多次指出，正常的再生產過程要求有經濟后備，這是有客觀必要性的。因為在生產建設過程中，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不平衡的情況。比如，一個行業(yè)的生產建設速度快了或者慢了，甚至發(fā)生了意外的災害，等等。手里留有后備，就可以加快短線產品的生產，補充緊急的需要。
“以鋼為綱”是發(fā)展工業(yè)的一成不變的指導思想嗎？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確實需要多一點鋼，“以鋼為綱”的口號是反映了這種迫切的愿望的。當著鋼是發(fā)展工業(yè)的最突出的需要，是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中心一環(huán)時，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有它的作用；但是“以鋼為綱”決不是任何時候都要遵循的客觀經濟規(guī)律。而且，生產社會化的程度愈高，各部門、各經濟區(qū)、各專業(yè)化環(huán)節(jié)之間的互相聯系、互相依賴愈密切，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出現生產停頓，就會愈來愈廣泛地涉及整個相互聯系的生產體系。在整個工業(yè)生產中，提出任何一個部門或一項產品為“綱”，作為長期指導方針都是不符合客觀規(guī)律的。當然，更不能把“以鋼為綱”理解為可以不顧可能條件，隨意規(guī)定鋼的指標。由于鋼鐵的生產建設和一系列重工業(yè)部門的生產建設是協(xié)作配套的，鋼的指標一高，必然會加大國民經濟中重工業(yè)的比重，減少農業(yè)和輕工業(yè)的比重，破壞農、輕、重次序。但是，農業(yè)和輕工業(yè)投資省、見效快，是為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農業(yè)和輕工業(yè)被削弱，活躍不起來，整個經濟就活躍不起來，鋼實際上也上不去。
多年來，我們投在鋼上的財力、物力、人力比重很大，但是見效很慢。一個重要原因是鋼鐵工業(yè)孤軍突出。有的鋼鐵廠建起來了，但是燃料、動力等協(xié)作配套條件上不去，發(fā)揮不了作用。而且鋼的指標一高，往往重視產量，不注意品種、質量，造成一方面鋼材短缺，一方面鋼錠積壓。當前在克服林彪、“四人幫”所造成的比例失調的一系列調整工作中，首先要把農業(yè)搞上來，把工業(yè)生產的短線煤、電、運輸、建材搞上來，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急需如住宅、校舍等建設搞上來。為了積累資金，引進先進技術，加快建設速度，還要注意發(fā)展收效快、利潤大、能創(chuàng)外匯、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能力的行業(yè)。鋼的投資比例要相對縮減，而且要認真總結多年來鋼鐵生產建設上經濟效益不好的經驗教訓。
有計劃按比例地發(fā)展國民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規(guī)律，搞好綜合平衡，就是要使計劃中的比例關系符合客觀規(guī)律。怎樣對待綜合平衡工作中的“長官意志”，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主張加強經濟建設工作的領導。遇事推托、不敢負責、一無主張二無決斷的無人負責現象是必須克服的。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敢抓、敢管、敢于負責、敢于解決問題。我們所反對的引號里的“長官意志”，是指那些缺乏調查研究的主觀主義的“意志”。往往一些重大經濟問題，尤其是重大基本建設項目，一個“長官”或者幾個“長官”輕易決定，既不按程序辦事，又不聽取各方意見。這種情況不改變，在綜合平衡工作中既不可能有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更不可能科學地反映客觀經濟規(guī)律。
為了給四個現代化打下良好的基礎，更好地實現七年和二十二年的規(guī)劃，今明兩年仍然是恢復、調整、整頓時期。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今后的大發(fā)展作好充分的準備，我們要一面調整，一面前進。
（選自1979年2月24日《人民日報》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