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是做工作最多也最忙的人。他為黨的發展、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日夜操勞，嘔心瀝血，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 小時，有時在16 小時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國人稱為“全天候周恩來”。他白天忙于開會，接待外賓，有時連吃午飯的時間都沒有，只好帶些簡單的飲食，在驅車途中用餐。深夜才是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處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問題的時候。那時，他的深夜電話經常接連不斷，繁忙不已。他在日理萬機中送走了一個個不眠之夜，又迎來了一個個繁忙的早晨。
半夜第三次打電話將被關押的華國鋒“撈”到北京
到了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在湖南省也不例外地愈演愈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優勢，省委工作癱瘓，領導機關工作停頓。很多單位的造反派要求對“犯錯誤”當權派罷官、開除黨籍。
長沙的形勢很緊張。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副省長的華國鋒提個書包，里面裝著牙刷、牙膏、毛巾和換洗的衣服，到處接受批判、挨斗，做檢查。
隨即，中央決定湖南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中央文革以《紅旗》雜志記者名義派一些人到全國各地活動，到湖南的《紅旗》記者出面動員華國鋒“亮相”。所謂“亮相”，是公開表態支持某一派群眾組織，從此得到群眾的諒解和支持，參加省革委會。華國鋒不同意，說：“我是當權派，要檢查我自己的錯誤。”他寧可被打倒、靠邊站、挨斗，也不愿“亮相”。
華國鋒眼看各個單位都分成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停了產，嚴重地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便與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萬達合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呼吁兩派群眾不要互相斗了，要響應中央的號召聯合起來，將斗爭的矛頭對準省委、對準我們當權派。這下可惹火了“工聯”、“永向東”，認為華國鋒等人是把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罪名強加到他們革命造反派的頭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頭上。大字報剛貼出來的當天，“工聯”就將華國鋒等人抓起來，用嘎斯69 吉普車將華國鋒帶走，關到工廠。他們怕軍區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動詭秘，在四五十天內轉移了六七個地方，在他們控制的會上批斗華國鋒等人。華國鋒被關在鍋爐房里，一位老工人主動說：“看你頭發長，剃剃頭吧。”于是給華國鋒理了個小平頭。第二天挨斗時，造反派無法抓頭發，華國鋒少受了一點皮肉之苦。
在華國鋒被“工聯”關押期間，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央決定將湖南省軍區領導和兩派群眾及準備結合的干部召到北京來開會。
周恩來總理給省軍區打電話要華國鋒和兩派群眾代表一起去北京開會。華國鋒因為被“工聯”秘密關押，省軍區找不到。周恩來連催三次。
1967 年6 月14 日半夜3 時，周恩來第三次拿起電話，直接找廣州軍區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華國鋒，限期送到北京來。口氣嚴厲，不容置疑。幾經周折，“工聯”才將華國鋒送到飛機場。
臨上飛機之前，“工聯”要華國鋒表態。華國鋒被關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說：“不能表態。”一位“工聯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支持“工聯”的聲明，盜用華國鋒的名義發表了。
當時周恩來并不認識華國鋒。建國后，華國鋒一直在湖南工作。所以周恩來三次打電話，應是奉毛澤東之命。毛澤東一定要華國鋒來北京參加會議，是準備讓他參加省革委會領導班子。
華國鋒不是“亮相”站出來的干部，是中央“撈”上來的干部。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同華國鋒的情況一樣，他對華國鋒說：“咱們倆和有的人不一樣，他們是自己站出來的，咱們是中央‘撈’上來的。”
（該文摘自《先鋒隊》雜志 2013年6月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