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對華國鋒的“五個承認”』
華國鋒第二次找胡耀邦長談，是在1978年的7月4日，這正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打開局面的關鍵時刻。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第二篇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是在6月24日發表的。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針對“兩個凡是”的。大家知道，“兩個凡是”正是華國鋒的基本思想和思維方式。而具體指導撰寫“兩個凡是”社論、將“兩個凡是”作規范表述的人，則是汪東興。堅持“兩個凡是”，是華國鋒和汪東興的共同主張。但具體分析一下，華與汪在對待“兩個凡是”上，又有差別。
多年來，特別是在10年“文革”中，汪東興是“兩個凡是”的堅決執行者，與許多事情有直接牽連，尤其是不少重要的專案，都是汪東興親自抓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就直接牽涉到他。所以，汪東興不但規范地提出和發布“兩個凡是”，而且在實踐上堅決貫徹，寸步不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剛發表，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的那些人，就立即采取反對和壓制的態度。特別是汪東興，又是找人談話，又是召開會議，批評《實》文，指責“特約評論員”，在會上點胡耀邦的名，發出“下不為例”的禁令，強行刪掉胡耀邦在信訪工作講話中關于“兩個不管”的話，真是咄咄逼人。
華國鋒的思想體系和基本政治態度，是“兩個凡是”。但他來北京在中央工作，時間不長，又主要抓經濟工作，同“文革”中的許多政治性事件沒有直接的關系或參與不深，在這一點上，他同汪東興有很大的差別。
華國鋒任黨中央主席后，在處理實際問題上還是比較務實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兩個凡是”辦。不僅如此，華國鋒主觀上還是努力跟上歷史腳步，有所前進。他贊賞《理論動態》文章中“新時期、新形勢、新課題”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學習，從頭學習”。他批評大寨堅守老一套辦法。在1978年7月9日的理論動態組會議上，胡耀邦又講：那天華主席講保守思想，有些人把落后的東西看作先進的，把僵化的、保守的東西看作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
華主張搞引進，主張領導人出國考察，特別是他提出大干快上，盡快把經濟搞上去，實際上已放棄了“文革”時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那一套。另一方面，華為人比較謙虛，能聽進不同意見，認識到自己的不對時，能作自我批評，不是固執地堅持“兩個凡是”。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表現很能說明這一點。
華國鋒并沒有因胡耀邦發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而疏遠他。從上述他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長談看，他對胡耀邦是那么地信任和器重。胡耀邦在中組部大力平反冤假錯案，是直接觸犯“兩個凡是”的，但華國鋒未加阻撓(這同汪東興大不一樣)。胡耀邦在黨校的這次講話中兩次講到，華國鋒認為胡耀邦在組織部的工作是穩妥的，對他在組織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但從思想體系上看，華國鋒很難跳出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框框。這是他的歷史局限。
從胡耀邦來說，他尖銳、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那么，他是從什么角度加以反對的呢?
在實踐上，胡耀邦堅定地平反冤假錯案，從實際出發，推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從思想理論的角度看，胡耀邦著重從思想方法上批評“兩個凡是”。
胡耀邦在1978年8月18日的一次談話中，集中地批評了“兩個凡是”。現將他的話抄錄如下：
自從“兩個凡是”以來，我說實際上這種思想方法有一個特點，兩句話：過去的一切不許動，一動，就是對“文化大革命”、四清、旗幟(的態度)，都不許動;再一句，今后的一切都照搬。這種思想，從思想領域到政治工作，從中央到地方，都是這一套。過去的一切都是對的，都不許更改，都神圣不可侵犯，是非怎么會清?過去的一切不許動，今后的一切都照搬。縣委對省委也一樣。這個思想不沖破，怎么得了！所以，鄧副主席講，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現在各級都有這個問題。
1978年8月23日，胡耀邦在理論動態組會議上，又批評了“兩個凡是”。他說：
過去的一切不許動，今后的一切都照搬。過去錯的也不許動，今后是你上面要我怎么辦就怎么辦。不照搬，從實際出發，今年是沒有希望了，明年是否能做到?一個縣、一個公社，都要從實際出發。主席在井岡山時說“拿本本來”，現在是“拿文件來”，別的都不算，報紙、馬克思主義原理、方針、實際情況，都不算。
1978年10月11日的理論動態組會議上，胡耀邦又講了很重要的一段話。他說：
現在有些干部有個憂慮：是否是十二次路線斗爭，是不是要抓什么分子。我們就在思想理論上討論，不要講前途命運。思想問題，政治問題，千萬不要搞進攻的姿態，可搞防御的進攻。你說我砍旗，我說你連馬列主義的基本常識都沒有，不說你砍旗。我說林彪是假高舉，不說現在是假高舉。
胡耀邦很注意防止在干部中產生又一次路線斗爭的錯覺，強調這個討論是解決思想理論問題。
很明顯，胡耀邦是把“兩個凡是”作為一種思想方法來反對的，而不是著眼于反對某些人，所以他反對用“凡是派”這樣的提法。
在對待“兩個凡是”上，胡耀邦與鄧小平也有差別。
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特別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對的態度。
由于自己特殊的處境，鄧小平除了從理論上從政治上深刻批判“兩個凡是”，還很自然地將“兩個凡是”同個人的復出相聯系。他在1978年5月同汪東興、李鑫談話時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82年9月18日，鄧小平同來訪的金日成談話時再次提起此事，他說：“我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九個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來工作的，到那時我才能參加中央的會議。”(《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個“才出來”，一個“才能參加”，其言耿耿，鋒芒直指“兩個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就胡耀邦來說，他沒有從華國鋒那里直接感受到“兩個凡是”的阻擋，相反，華國鋒對他的工作是支持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銳批評“兩個凡是”的那一次談話(1978年8月18日)中講到：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么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達到團結。華主張推進這個討論。可見，胡耀邦的談話不是針對華國鋒。再加上他們過去的合作共事關系，胡與華之間沒有恩怨。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過程中，兩人還保持了較好的關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集中批評了華國鋒，胡耀邦作了長篇發言。即使在這樣的場合，胡耀邦對華國鋒也是采取力求客觀的態度。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對我們理論動態組同志談話時說：對華的錯誤，第一，講過了頭不好;第二，講枝枝節節的事情不好。講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講話中，有五個承認，承認他是老干部，承認他有貢獻，承認能力是相對的，承認大家都可能有錯誤，承認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說，沒有這五條，我們站不住腳。
胡耀邦的這“五個承認”，是有針對性的，講這五條，是需要一點勇氣的。胡耀邦的這個發言，在當時那種氛圍中，比較起來還是公道溫和的，但有的問題講得也有些過頭。
還有一點，包括胡耀邦在內，人們對粉碎“四人幫”以后工作上和其他一些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對這樣的問題，不能簡單化，需要全面看，要作具體的分析。■
（該文摘自《同舟共進》雜志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