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對農業落后和農村貧困的現狀的討論，勢必會促使人們對造成上述現狀原因的追問。關于原因，農業文件不是沒有分析，比如指出對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一些人思想上和實踐上沒有完全解決，[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討論稿）（1978年11月9日）。]這些分析不是王顧左右，就是蜻蜓點水。許多與會者對這種只觸皮毛、無關痛癢的分析很不滿意。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譚震林，“文化大革命”前長期擔任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他認為幾個農業文件對問題的分析都不夠[譚震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華北組的發言（1978年11月16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昌說：我們的農業為什么上不去？文件沒有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李昌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華北組的發言（1978年11月16日）。]。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勛感覺寫得太散，沒有一個中心，沒有很好地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沒有提出新的東西來，發下去以后解決不了什么問題[習仲勛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南組的發言（1978年11月14日）。]。
相對于農業文件，與會者對原因的分析要廣泛和深入得多。這方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分成非意識形態（或者說是技術層面）和意識形態兩種類型。對非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與會者的分析顧慮要少得多，因而討論也更充分些。
非意識形態方面原因，與會者主要指出了如下幾點：
--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太少。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介紹，從1952年至1977年，由國家預算直接撥款支援農業的資金為1283億元，銀行信貸151億元，間接投資（包括化肥、農機、基建投資）258億元，合計1692億元[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按這個數據，平均每年國家直接間接支援農業的資金才65億元多一點。東北組的書面意見稱，1950年至1975年，農業投資只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的11.9%；只有6年占到了14%以上[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王謙說，28年來，國家給山西的農業投資為16億元，僅占對山西總投資的8.4%[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甘肅省委書記李登瀛說，過去農業投資僅占總投資的8%-10%，去年才增加到12%[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楊立功談及國家對草原建設的投入太少，舉例稱新疆12億畝草原，可放牧者7.5億畝，但解放以來僅投資4805萬元；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解放以來向國家提供畜產品10億元，而國家投資僅4090萬元，其中用于草原建設只有200萬元[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
--農業技術條件落后。這里說的農業技術條件，包括農業機械使用、化肥施用、水利覆蓋面積、電力使用等。吉林省委副書記張士英指出，吉林農業生產條件一直改變不快，基本是靠天吃飯。機耕面積僅占28%，機播面積僅占15%，水利灌溉面積僅占17.5%，高產穩產農田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化肥施用量每畝20斤，均低于全國水平[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于明濤說，陜西全省水澆地不到2000萬畝，其中旱澇保收的只有1000萬畝，人均只有幾分旱澇保收地[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蕭華舉例談了西北的情況：安康地區大小河流總流量100億方，而水庫蓄水不到總流量的0.5%；祁連山雪水的60%白白流掉。李登瀛說，甘肅平涼地區，1970年以來打井、建提灌站5800多處，能在天旱時起作用的只占31%。楊立功則談到了畜牧業的機械化水平低的問題：全國33億畝草場，只有18萬眼井、3200臺拖拉機、1萬臺割草機，剪毛機只有相當于作業量的1.5%。[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
--人地矛盾突出。中國本來人均土地資源就十分有限，由于人口增長過快，人多地少的矛盾更顯突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提供的數據顯示，1949年全國人均土地2.71畝，1977年減少到1.57畝[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29年里，人均土地面積減少了近58%。人口的過快增長，導致了人均土地面積的減少，也導致人均糧食產量的降低。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劉景平說，28年來，內蒙古糧食只增長1.5倍，而人口增長了2倍多，目前糧食產量還停留在1956年的水平。[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與人均土地面積減少同樣嚴重的，是地力的下降和環境的退化。衛生部部長江一真據東北的典型調查說，不少土地的有機肥力已從解放初的3.5%，下降到1.3%；全國不少土地的有機肥力下降到1%。[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據楊立功介紹，全國15億畝耕地中，有5億畝是低產田[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楊立功說，全國1/3草原在沙化、堿化，退化嚴重。許多草原減少了一半，造成“寅吃卯草”。群眾說，過去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現在是“風吹草低見老鼠”。地力的下降，加重了人地之間的矛盾。
--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由于偏重糧食生產，強調“以糧為綱”，農業結構單一。許多具有種植經濟作物優勢的地方，被強令種植產量極低的糧食作物。蕭華說，甘肅岷縣出產的當歸，每噸出口價值4萬美元，可換130萬噸小麥，一畝當歸可換16噸小麥。由于片面強調種糧食，影響當歸的發展，得不償失。群眾說：我們是端著金飯碗討飯吃。[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遼寧省委書記陳璞如說，遼寧為了突出糧食，擠掉了100多萬畝經濟作物，棉花產量下降75%，花生產量下降77%，大豆產量下降46%。而“四辣”即大蔥、大蒜、辣椒、生姜等被批為“資本主義”，不能大量種植，導致嚴重脫銷。[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
--對社隊和農民擠壓嚴重。水電部部長錢正英算了一筆賬：建國以來，水利財政支出641億元，其中基建287億元，農田水利140億元，用在水利事業的其他方面100多億元。就已經建成的工程來說，其價值粗粗匡算約2000億元以上，也就是說大約2/3以上是社隊出資的，其中大多數是社隊的勞動積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是大型工程，社隊也貼了許多錢物。她自己匡算，社隊的勞動積累大約在300億工日以上，其中多數是無償的。[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不僅農田基建無償剝奪農民，而且由于農產品收購價格偏低，農民更是受到剝奪。蕭華說，甘肅農民每賣1斤糧食，平均要貼四分八厘六；有的地方賣一斤雞蛋，農民要倒貼0.35元。社員說：“我們既無錢，又無權，上邊說什么，我們都得辦。”[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
這些主要還是在非意識形態層面的討論，真正尖銳的討論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中國農業自50年代開始就不斷發生問題，這同多年來對所有制結構、農業發展的政治方向等一整套意識形態觀念密切相關。而農業改革的根本，在于顛覆這一套觀念。對與會者來說，這無疑具有政治風險。胡耀邦的發言可謂一語中的：文件不大解決問題，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對一些問題沒有吃透，二是思想上還有框框。思想上有什么框框？一是人民公社許多問題是毛主席定的，一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礙我們吃透農業上的一些根本問題[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44頁。]。不過，會議討論中的不少意見已經突破框框，有些意見實質上已經屬于改革主張。
解放軍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說：我國農業發展慢，確實有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但是根本原因是一些人覺得“左”比右好。他覺得“左”比右壞，因為不易被人識破。解放后，前8年糧食產量每年遞增7.1%，1957年后的20年每年遞增只有1.9%，最近3年只有0.9%。為什么下降？就是因為“左”。1958年刮“共產風”，吃飯不要錢，把老百姓搞得很窮。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要反“左”，結果卻反右，搞得“左”上加“左”，使老百姓生活很困難。“文化大革命”使我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主要原因是“左”。老百姓富一點有什么不好？富一點怎么就成了資本主義呢？[李人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的發言（1978年11月15日）。]（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中共黨史研究》雜志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