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黨內民主生活正常化的重要標志』
在這次會上，不論是提出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還是解決重大歷史遺留問題，或是對真理標準討論問題統一認識，都是在與會者充分發表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次會議為什么能有如此濃厚的民主氣氛？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這與黨內生活長期不正常，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受到嚴重壓抑后突然得到釋放有關。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由于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以及“反右傾”斗爭、“文革”等政治運動的影響，黨內不少高、中級干部受到錯誤的批判和打擊，思想長期受到嚴重壓抑，很多人都憋了一肚子話想說，而不敢公開說。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在老一輩革命家直陳己見和寬松氣氛的影響下，很多人多年存在的思想顧慮打消了，積壓在心底的真心話說出來了，于是出現了暢所欲言、一發難收的場面。其次，這與實現歷史轉折，要求黨對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有關。在中央政治局作出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決策后，引起與會者思考的，不僅有冤假錯案需要公開徹底平反的問題，還有需要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分清歷史是非的問題。這次會議的參加者，大多是新中國成立后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和不同層次的決策者，他們以高度的責任感踴躍發言，在反思歷史的同時闡發對現實和未來的主張。再次，這與會議主持者華國鋒讓人講話的民主作風有關。這次會上，華國鋒不止一次講過請大家講話，集思廣益的話。為了讓與會者把想講的話都說出來，與會者發言的時間不限、發言的次數不限、發言的范圍不限。中央工作會議原準備開20天，后來一次次延長，共開了36天。華國鋒認真聽取各方面意見，公開作自我批評，為大家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創造了寬松環境。1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公開為若干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平反的當晚，胡耀邦回到家興奮地談到：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沖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后后》中篇，《財經》總第213期，2008年6月9日〕 胡耀邦的話形象地反映出，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時，華國鋒的民主作風起了“開口”、引流的作用，使長期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造成的黨內外緊張關系得以松緩。
華國鋒的民主作風，不光體現在讓人講話、充分聽取大家意見、帶頭作自我批評方面，還從他提出不要宣傳個人這一點上表現出來。在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在作自我批評時，提出了黨中央是集體領導，不要宣傳個人的意見。他說：“還有一件事情，向同志們講一下，黨中央是集體領導，希望今后各地區、各單位向中央作請示報告的時候，文件的抬頭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只寫黨中央就可以了。中央黨政軍機關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辦理。也不要提英明領袖，稱同志好。希望文藝作品多創作歌頌黨、歌頌老一輩革命家與工農兵英雄事跡，不要宣傳我個人。”對于華國鋒的這一講話，葉劍英在同一天閉幕會講話中說：“所謂民主作風，也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華國鋒同志作為我們黨的主席、黨的領袖，就兩個‘凡是’問題，在這次會上，主動承擔責任，話講得那樣坦率，那樣誠懇，使我們非常感動。在這方面，華國鋒同志給我們大家做出了榜樣。”他還講到華國鋒關于提黨中央，不要稱華主席、黨中央，提華主席不要提英明領袖，可以稱同志的意見，說：“華國鋒同志這個意見非常重要，這不是因為他在這里表現了他作為一個領導人的謙虛的美德（領導人一定要有這種謙虛的美德），而是因為他提出的提法充分表示了我們黨的生活已經恢復了應有的正常狀態。”“這次會議的民主精神是我們黨很多年來沒有過的”。對這次會議的民主氣氛，鄧小平也有感受。他在閉幕會講話中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成功，在黨的歷史上有重要意義。我們黨多年以來沒有開過這樣的會了，這一次恢復和發揚了黨的民主傳統，開得生動活潑。我們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這次會議討論和解決了許多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敢于講心里話，講實在話。大家能夠積極地開展批評，包括對中央工作的批評，把意見擺在桌面上……這些都是黨內生活的偉大進步，對于黨和人民的事業將起巨大的促進作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41頁〕
華國鋒的講話對與會者進一步解放思想產生了有利影響。小組討論中，許多人聯系“文革”中“帽子滿天飛”、動輒上綱上線、置人于死地的情況，深有感觸地說：像這次會議這樣充分發揚民主，大家敢講真話，講心里話，講實在話，特別是對中央領導同志可以議論，可以批評，這種風氣是多年來我們黨所沒有的。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張愛萍在華東組討論發言說：華主席為全黨全軍全民作出了表率，是個良好的開端。習仲勛在中南組討論發言說：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確實繼承和貫徹了毛主席為我們黨創立的優良傳統。大家暢所欲言，敢講真話，敢講心里話，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這次會議期間，與會者一律稱“同志”，不稱官銜；一改過去的做法，黨和國家領導同志進入會場時，與會者只鼓掌，不起立。“這兩條規定，一下子拉近了領導和群眾的距離，看似小問題，實際上是關系黨風建設的大問題”。〔于明濤：《歷史的豐碑》，載《中國命運大抉擇——十一屆三中全會親歷》，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頁〕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吸收了華國鋒少宣傳個人的提議，指出：全會完全同意并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關于強調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要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的提議，“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志”。全會重申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還提出要保障黨員在黨內對上級領導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評性意見的權利，一切不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的做法應該堅決糾正。
這次會議的民主氣氛，不僅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志”，也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朝民主化方向發展的良好開端。在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不僅作出了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為若干重大冤假錯案進行平反等重大決策，還對加強民主和法制、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規黨法等問題作出重要決定。全會決定，在黨的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加強民主，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和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永遠廢止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會議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
綜上所述，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之所以能取得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成果，是在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下中央領導集體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也包括華國鋒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歷史轉折的過程中，華國鋒是一個難以替代的重要人物。華國鋒所具有的由毛澤東賦予的領導地位，他對現代化建設和社會穩定的高度重視，他本人的民主作風和忠厚性格，對于這次會議圓滿完成歷史使命，推動歷史轉折平穩而順利地實現起了重要作用。■
（該文摘自《史學月刊》雜志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