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大召開的歷史訴求』
所謂歷史訴求，簡單地說，就是歷史的要求是什么。通常在分析歷史時，這部分內容可以作為歷史背景的一部分。為了讓讀者更清晰地理解十一大的價值與意義，筆者把它單列出來。
1、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去世，“四人幫”的垮臺，導致中共黨內巨大的權力真空，中共迫切需要重建中央領導核心。
有人認為，迅速召開十一大是華國鋒急于解決自己作為黨的領袖的合法性問題。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華國鋒作為中共領袖的合法性有二條保障：(1)毛澤東的授權。1976年2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在毛澤東的提議下，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設立第一副主席，這在中共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表明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后關頭選擇了華國鋒作為他的接班人。在毛澤東一言九鼎的時代，華國鋒作為接班人的合法性無人敢有異議。(2)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追認。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隔離審查。當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開會議，通過了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并提請黨的十屆三中全會追認。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至此，華國鋒作為黨的領袖，已經具有了程序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考察一下中共十大選出的中央領導集體的變動情況，就能看出重建中央領導核心是十一大的重要任務。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大，選出中央委員195人，候補中央委員124人，合計319人。在195名中央委員中，毛澤東等21人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吳桂賢等4人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政治局21個委員中，毛澤東等9人當選為常委。按照中共的領導體制，中央政治局為黨的領導核心，政治局常委是核心的核心。
1974年9月，經毛澤東同意，李德生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職務，保留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從9人減少為8人。1975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由原來的21人增加到22人，常委由8人回到9人。1975年4月，董必武去世，政治局委員減少為21人，常委減少為8人。1975年12月，康生去世，政治局委員減少為20人，常委減少為7人。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政治局委員減少為19人，常委減少為6人。1976年4月，經毛澤東提議，華國鋒為黨的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同時免去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政治局委員減少為18人，常委仍為6人。1976年7月，朱德去世，政治局委員減少為17人，常委減少為5人。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政治局委員減少為16人，常委減少為4人。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拘捕，政治局委員減少為12人，常委減少為2人。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政治局委員增加為13人，常委增加為3人。
從以上敘述中可以看出，十大及其后黨的中央全會增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26人(十屆一中全會選出的25人，加二中全會增補的鄧小平)只剩下17人（政治局委員13人，候補委員4人）；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十屆一中全會選出的9人，加隨后增補的鄧小平、華國鋒)僅剩下3人，接近原有總數的四分之一，不到原有總數三分之一。顯然，無論是從中央政治局還是政治局常委來看，黨的“十大”產生的領導核心已經殘缺不全。
不僅如此，粉碎“四人幫”以后，一批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很多老同志復出，但限于黨章的規定(黨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不能選舉中央委員)，一時無法進入中央領導集體。
2、適應“文革”結束后中國發展的需要，讓國家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化的軌道。在“文革”中，毛澤東以其一言九鼎的地位，打破一切框架，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造成了中國政治生活極端無序和非正常化。比如文革初期設立中央文革小組凌駕于政治局之上，鼓勵學生停課鬧革命，鼓動各地踢開黨委鬧革命，砸爛公檢法等等，由此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動蕩。九大和十大以后，政治秩序雖有所恢復，但也僅在1975年召開了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協、共青團、婦聯、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的活動仍沒有恢復。帶“文革”特征的紅衛兵、紅小兵組織仍在活動。
3、承接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制定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戰略方針。中國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以后，逐漸在20世紀60年代形成所謂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正式宣布：“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上重申了這一戰略目標，并把時間定為在20世紀末。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從1964年提出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歷史已經過去了近12年。盡管這十二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于文革的動蕩，總體上進步不大。1976年10月，以“四人幫”的粉碎為標志，“文革”正式結束。但此時到2000年，已不足25年。要完成上述目標，迫切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迫切需要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中來。
4、為解決“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定下基調。1976年10月，華國鋒等人打著繼承毛主席遺志的旗號，抓捕了“四人幫”，為十年“文革”劃上了句號。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即如何看待毛澤東晚年的政治理論和實踐，特別是文革。粉碎“四人幫”是中國歷史的大轉折，“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內國際都有不同的聲音，這就是所謂“非毛化”的議論 ，這些論調增添了中共合理評價毛澤東和文革的難度。（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