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強調要高舉和捍衛毛澤東的旗幟』
2.1 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闡述了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在實踐方面，“在半個多世紀中，毛主席領導我黨我軍和我國各族人民，在同黨內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的尖銳復雜的路線斗爭中，經過反對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接著又經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反復的激烈的較量，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在理論方面，“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方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句話，“毛主席在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上，為中國人民、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立下的豐功偉績，是永垂不朽的。”
《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和十一大通過的新黨章之“總綱”也用與政治報告中相類似的語言敘述了毛澤東的豐功偉績。
2.2 強調要高舉和捍衛毛主席的旗幟粉碎“四人幫”是中國政局的一個大變動。
粉碎“四人幫”并不像后來有些人說的那樣簡單，僅僅是抓了４個人而已。當時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都是政治局委員（占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的1／4），王洪文、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占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1／2）；江青則是毛澤東的夫人，與毛澤東一起生活了38年。同時被隔離審查的與“四人幫”有聯系的遲群、謝靜宜、毛遠新等人則是毛澤東晚年的寵臣，毛遠新還是毛澤東的侄兒。因此，粉碎“四人幫”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出現了不少“非毛化”的議論。面對國內外的各種議論，華國鋒在報告中指出：毛澤東生前“對‘四人幫’的反黨活動，早有覺察，多次對他們提出嚴肅的批評和嚴厲的警告，親自領導我們黨對他們進行了反復的斗爭。”毛澤東去世后，“中央政治局才采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實現了毛主席要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遺愿。”因此，粉碎“四人幫”和高舉、捍衛毛主席的旗幟并不矛盾。“毛主席的旗幟，就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旗幟。”“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指路明燈……是共產黨人反對修正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毛主席貢獻給我們時代的最寶貴的遺產。”“我們一定要把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當作傳家寶，世世代代傳下去。讓毛主席偉大旗幟的光輝，照耀千秋萬代！”
葉劍英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也指出：“毛主席的豐功偉績，在我國人民革命史冊上，在世界人民革命史冊上，是永垂不朽的。毛主席的旗幟是革命的旗幟，勝利的旗幟。高舉和捍衛毛主席的旗幟，不僅關系到我國革命事業的成敗，而且關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命運。”經過十一大全體代表表決通過的新黨章也指出：“毛主席的旗幟，是我們黨團結戰斗、爭取勝利的偉大旗幟”，“全黨一定要永遠高舉和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保證我們黨的事業繼續沿著馬克思主義路線勝利前進。”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是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所做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評價。與中共十一大的評價相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在后者的評價中有不少前者的影子，所不同的主要是在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上。對于這個問題，應該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要承認這是中共十一大的一個缺陷和不足；另一方面要看到，“文革”被毛澤東看作其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十一大召開時離毛澤東去世不到一年，在“文革”剛剛結束、全國余溫尚存的特殊歷史條件下，還不宜對“文革”作出否定的評價，更不可能徹底否定“文革”。
在毛澤東剛去世不久，中國政壇發生劇烈變動那樣特殊而敏感的歷史時期，中共十一大繞開一些暫時還不可能說清的問題，迅速肯定毛澤東的功績，確立毛澤東思想在未來中國社會的指導地位，對盡快平息國內外的各種猜想和議論，實現全黨和全國的安定團結，有著重要意義。
『3、提出“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系”和“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思想』
3.1 “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系”
毋庸諱言，粉碎“四人幫”以后，在“兩報一刊”社論上曾有過“兩個凡是”的提法，但根據近年來一些學者的研究，“兩個凡是”的提出不是為了阻擾鄧小平的復出和對老干部的平反工作，而是因為不知道如何正確地維護毛澤東的旗幟而采取的錯誤舉措。1977年4－5月，在鄧小平提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應該“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之后，華國鋒等人及時糾正了錯誤，沒有再提“兩個凡是”，并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采用了鄧小平的提法。十一大報告指出：“要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系。當前特別要學好《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也要繼續學好其他各卷。要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要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學風，提倡深入群眾，調查研究。”
3.2 “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評價毛澤東思想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就是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作了區分。作為中國共產黨旗幟和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個人思想，也不包含其思想中的錯誤成分。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一認識是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此時距毛澤東去世已有近5年時間，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已兩年半了。中共十一大召開時，離毛澤東去世僅有10個月，華國鋒等人還不可能達到這樣的認識高度。因此，如何既“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確保“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不能丟”（1977年1月6日華國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同時又繞開毛澤東晚年“左”的思想，防止中國重新回到“文革”的老路上去，這是華國鋒等人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五次使用“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等類似提法，有助于解決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與毛澤東思想之間的矛盾。在“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口號下，華國鋒的政治報告側重闡述毛澤東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正確思想，如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還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在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下迅速發展生產力，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要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同時對毛澤東提出的一些不適合新形勢要求的提法做了新的闡述，如對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華國鋒解釋說：“教育和改造，是從愛護出發，為了更好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這實際上就是對毛澤東時代把知識分子看作改造對象這一錯誤政策的否定，有助于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更好地發揮作用。
葉劍英在報告中也使用了“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提法。葉劍英還具體解釋了如何正確理解毛澤東提出的反潮流思想。他說：反潮流是指反對錯誤潮流，“反對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惡流”，因此，“一定要運用‘三要三不要’這個銳利武器，區別正確潮流與錯誤潮流”，辨明大是大非，然后才能有革命的正確的反潮流行動。
這一論述是對“文革”中不分青紅皂白，一味鼓動造反、“造反有理”、把造反當革命的否定，有利于實現社會的穩定。
經過十一大修改的新黨章，把“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寫進了總綱。無論是“完整準確”還是“全面正確”，都是為了化解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對中國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在當時尚無法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沒有對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毛澤東晚年的思想等一系列概念作出科學的界定和區分之前，提出“完整準確”“全面正確”等概念，有助于繞開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和理論，為中國的發展開辟新的方向。（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年6月第16卷第2期）